第三十四期:在恐惧中度日最初的艾滋病运动者

摄影师:比尔·拜茨拉(BillBytsura)

记者:EmilyvonHoffmann

翻译:刘玥

在恐惧中度日:最初的艾滋病运动者

上世纪80年代，在爱人因艾滋病去世后，比尔·拜茨拉(BillBytsura)前往参加了ACTUP纽约团体的一场会议，该团体成立于年，旨在改变社会对艾滋病的厌恶与误解。一开始，面对医疗和政治经验更丰富的队友，他感到非常挫败，后来便决定通过摄影来为这一事业做贡献。他开始为世界各地的艾滋病运动者们拍摄肖像照，如今他正准备将这些照片连同被拍摄者自己写的注解发表出来。《像素杂志》的艾米丽·冯·霍夫曼(EmilyvonHoffmann)对他进行过采访，来看看经过他们的努力，社会对艾滋病的认识有何改变吧。

艾米丽·冯·霍夫曼:能描述一下你为该项目第一次做宣传时的情形吗?为何你觉得自己有必要拍摄这些肖像照?

比尔·拜茨拉:我在年末加入了ACTUP组织。有天晚上，在同性恋群体中心(TheLesbianandGayCommunityCenter)举行ACTUP会议的时候，我看着会议室里的人们，想到了我在报纸和大街读到的对于这一群体的诽谤，例如“带有艾滋病病毒的同性恋”，“艾滋病专杀同性恋”。那时，社会还在讨论给患有艾滋病的人纹上纹身，隔离开来。

蒙纳·班纳特(MonaBennett)

我开始思考，如果人们能认识ACTUP的任何一名成员，例如莫伊塞斯(Moises)、安(Ann)和罗伯特(Robert)，他们就会明白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这种名为艾滋的疾病。于是我想在工作室里为他们拍摄风格随意的肖像照，然后请他们写下一个故事作为注解。所以我在会议室后部的书桌上做了一张传单，上面写着“为艾滋病运动出镜吧--‘他/她的故事’”然后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人们可以在会议上联系我，或者在会议结束后给我打电话。

艾:你们会不会担心，这种公开宣传会让不该知道的人知道这一项目?你和你的拍摄对象是否曾因为这一工作遇上困扰?

比:我们从不担心这一问题。我认为，进行这一项目，让人们能通过摄影展看到这些作品，能减轻社会的误解，让人们同我一样了解艾滋病运动--我们是朋友、兄弟、姐妹，甚至还是父亲与母亲。他们会看到，这些人明白问题的根源是病毒，而他们正在为治疗而奋斗。

艾:爱人去世后，你开始参加ACTUP纽约的会议。你提到这类会议令你感觉格格不入，你还因为人们的反应过于激烈而离开了会议。能说说你参加的第一场会议吗?后来你是如何适应的(还是说你并没有适应)?这一经历如何缓解你失去爱人的悲伤?

比:艾滋病运动从很多不同的方面来对抗艾滋病危机。人们都在讨论治疗方式及其疗效，而我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感觉自己融入不进去。有时大家的意见还会产生激烈冲突，但也正因如此，这个团队的效率很高，人们总能提出自己的意见。

随着我认识的人多起来，对艾滋病危机的各个方面也更加了解，情况便有所改善。我开始感觉自己是ACTUP.的一份子。在这一群体中，人们可以表示“这是我的工作，我可以这样为团体奉献”。你可以为“治疗委员会”工作，也可以像我一样为“媒体委员会”工作。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成了该组织的一名摄影师。

蒂姆?贝利(TimBailey)

加入ACTUP后，我感觉自己正参与一个伟大的事业，推动艾滋病的治疗和健康教育，这让我不再困于爱人离去的悲痛中，而是转向更加积极的事。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但能和志同道合的人们一起，看着ACTUP里形形色色的成员与病魔做斗争，都努力想要获得更好的治疗，拯救自己的生命，我感到些许安慰。

艾:除了拍摄肖像照，你还收集了被拍摄者写的注释。哪些注释令你印象最为深刻呢?

比:有两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条是罗伯特·贾西亚(RobertGarcia)写的注解。当时人们还在使用传真机。你应该记得，传真机非常不好用。罗伯特试了好几次都没把他的故事传给我，于是我请他通过电话念给我听，我再写下来。他的注释非常私人，我还记得他念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但他念着念着，情绪就激动了起来，我只好安慰他，和他聊了会天。

罗伯特·贾西亚

另一条是哈尔·汉那(HalHaner)的注释。其实他并没有写注释。当时他挑了一张自己喜欢的照片，但几个月后就去世了，再也没有机会为我们提供注释。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沉默能说明一切”。

艾:你还去迈阿密、波多黎各、旧金山、洛杉矶和圣路易斯参加过ACTUP的会议。后来你还在柏林、阿姆斯特丹和巴黎拍摄过艾滋病运动者。从一开始被纽约的运动者惊吓到，到后来去到各个地方与不同的运动者们共事，你有怎样的感受?

哈尔·汉娜

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去到其他地区拍摄艾滋病运动者，对这一项目的信心越发高涨。与新朋友见面后，我意识到这是怎样的一个全球网络，它的效率有多高。我开始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项目，不只是因为这场运动本身，还因为它在全球所覆盖的范围以及它在艾滋病群体和世界医疗群体中所获得的尊重。

我的职责也越来越多。由于一般都是独自工作独自旅行，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搬着器材在巴黎和柏林坐地铁时的情形。有时候我只能把一半器材留在楼梯下面，先把另一半搬上去。还有一件我会永远记得的事:当时我们去阿姆斯特丹开会，是因为美国出台新政策，禁止带有HIV病毒的人进入美国。那年的世界艾滋病大会原定是在波士顿举行的，但为表抗议，改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所以我非常激动。

桑德拉·约翰逊(SaundraJohnson)

我找了辆出租车把我从机场送到住宿地。我和司机解释到阿姆斯特丹来的原因，告诉他因为美国的政策，那年的大会改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他停下车，转过身来，看着我说:“没事的，阿姆斯特丹永远欢迎你!”

艾:这一项目中，你最喜欢哪些照片?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拍到它们的?

比: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是阿尔丁·麦肯(AldynMcKean)的照片。拍这张照片之前，我们已经在我东14街的工作室里拍过照片了。后来他打电话跟我说他将参加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开展，还会穿上燕尾服。他说这可能会是他唯一一张穿燕尾服的照片了。那是年的冬天，几个月之后他便去世了，享年45岁。

阿尔丁·麦肯

还有艾伦·孔蒂尼(AlanContini)的照片。拍照的时候，我在照顾一只狗狗。他当时已经是艾滋病晚期，身体非常消瘦。那只狗狗叫菲德拉(Phaedra)，它安静地走到他身边坐下。

艾:与八九十年代相比，当今社会对艾滋病的认识更加全面，主流人群对LGBTQ群体(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及酷儿)的接受程度也高了很多，但仍有些人觉得患上艾滋病是种耻辱。在你的摄影生涯里，人们关于艾滋病的讨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梅伊·海德特(MeyHdert)

比:如今人们对艾滋病群体歇斯底里般的厌恶已经减轻了很多，对艾滋病的了解也更深入。艾滋病不再被视为“同性恋的病”。它已经影响到许多国家的许多人了。我想，在我的摄影生涯里，在我加入艾滋病运动之后，我意识到我们有更加高效的方法来挑战并改变现有“体系”。ACTUP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ACTUP和它“毫不掩饰”的运动，帮助改变了对抗艾滋病危机的事业，让我们得以实现如今的成就。艾滋病已经变成一种“慢性可控的”疾病。

艾伦·孔蒂尼

因为ACTUP遵从《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RulesofOrder)，所以从未有人享有过主导权。我想，这也让ACTUP能与时俱进，反映艾滋病抗争者们的需求。我记得有一年，或许是年，我们参加同志骄傲大游行(GayPride)时的经历。ACTUP参与游行的队伍很大，我记得人们都在拍手大喊支持ACTUP。那一刻真是震撼无比。

另一方面，除了抗争、教育和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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