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沈佳燕

杜聪，出生于香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哈佛大学东亚所硕士，儒学家杜维明学生。在美国居住了13年后，回港工作，任职金融界多年。27岁，就任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年后，荣膺法国一家银行副总裁。年，在香港创立智行基金会，梦想“把智慧付诸行动”。从此致力于河南安徽云南等地的艾滋村遗孤救助工作。年，由于其对艾滋遗孤的突出贡献被国际青年商会授予“世界杰出青年”的称号。

清早，香港和煦的阳光照进杜聪家里的客厅，他站在家中供奉的白瓷观音像前，点上一炷沉香，合十企求旅途顺利，然后拖着他的拉杆箱启程，开始又一次的救助艾滋孤儿之旅。

20世纪初，杜聪首次接触内地艾滋病人。在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带领下进入河南上蔡后，杜聪义无反顾地终结了此前的光荣与梦想。年，他与几个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会。年至今，杜聪只有一个身份，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从此杜聪的生活轨迹和生活重点都发生了转移，救助艾滋遗孤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更让他投入了巨额的财力。对此，他从未后悔，一直为此项工作全力以赴。

采访的时间由于杜聪老师的一个会议延迟了半个多小时。接到智行上海工作人员Sissi的电话时，那头传来清晰的英语对话声。从学校到食堂，杜老师和sissi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一路上，杜老师始终戴着耳机用英语打电话，甚至在上卫生间的时候也只是短暂地中断了一下。Sissi告诉记者，在今晚的讲座结束之后，马上有司机来接杜老师去苏州做另一场公益讲座。第二天下午五点，又要飞往香港。“他可是很忙的，要找到他特别困难，不在他身边就如同脱了线的风筝一般。”

海星的故事

（杜聪正在给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心路感受）

杜聪喜欢讲一个抛海星的故事，“可能海滩有成千上万快要被干死的海星，我们只能把一个抛到海里去，可能对一个世界，我们帮了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是对于被我们抛回海里面的那个海星，就是帮助了百分之一百，也是因为我们的帮助它才活下来了。”

做艾滋遗孤三年之后，杜聪陷入了深深的惶惑之中。

“我做的很累，杯水车薪，发现的艾滋遗孤越来越多，根本做不完”。杜聪无奈地向认识了二十多年的老友白先勇倾诉道。此时，暴食、失眠、噩梦缠身正折磨得他筋疲力尽。

“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早已不止救过一个人的性命了，中国的艾滋如一场森林大火，四处蔓延，绝不是你一个人能扑灭的，但你如果能把眼前一些火头熄灭，已是功德无量。”白先勇这样宽慰杜聪。

后来，偶然间知晓了海星的故事，杜聪顿悟，“你不要以为这个社会有一万个问题，有一万个海星你就一定要全部扔回海里。艾滋遗孤正如海星一样，只要有一个被扔回海里，活下去了，我们就应该继续。”

除此之外，杜聪信佛。禅修使其由内心燥乱后重归平静。杜聪常常以藏传佛教的两件法器——智慧和慈悲——警醒自己：“你不能陷在慈悲里，你要有智慧，跳出慈悲，智慧度人。否则，能医不自医,能救不自救。”

临终托孤，责任之大

（资料图）

和国外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不同，河南、安徽等地的艾滋村很多都是由于卖血造成的。家里的薄田，终究改变不了祖祖辈辈贫穷的命运。卖血在当时的农村极为盛行，大多数人仅仅只是为了盖起一座属于自己的新屋。

糟糕的卫生条件，落后的卫生观念，让原本清贫却安稳的家庭堕入万丈深渊。买药治疗和供孩子读书，父母陷在这样矛盾的泥淖里无法自拔。他们去抢劫、去偷盗，停止买药，就这么等死，只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和自己不一样的命运。

两个月以后，当杜聪再次回到河南蔡县的刘家。与他同龄的艾滋病患者刘刚已经化为一座耸起的新坟，用卖血得来的钱盖成的新屋空空荡荡，砖瓦依旧是新颜。每次离开，都有一些艾滋病人拉着他的手，对他说：“我可能下次来就见不到你了。”他们要得到一个明确的承诺：照顾我的孩子，让他们可以生存下去。杜聪不忍拒绝。一次又一次，在他们的弥留之际，杜聪做出郑重的承诺：“你放心，我会照顾你的孩子，让他们能够读书。”在他的心里，始终记得12岁时父母离异，他被判给父亲，年少的他常常自责：我不乖，所以妈妈不要我了。这段经历让他对这些孩子们格外不忍。

救助艾滋遗孤，亦是自救

（杜聪尝试与这位生长在艾滋家庭的孩子交流）

承诺的重量不言而喻，何况是对垂死之人许下的生死诺言。“这个压力挺大的，不仅仅是来自于助学，更多的是一种教养的问题。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筹到钱供他读书，不代表他会学好啊。他可能会学坏，可能会误入歧途。”为了治愈比贫穷问题更为残害孩子的心理问题，智行基金每年都设置了定期的家访，对一些心理上存在问题的少年单独进行心理辅导。

“有个孩子突然间精神病发作，砍死了自己的父母。你无法想象……他们从小受到邻居和同学的歧视，恨自己的父母有艾滋病，不敢面对这个事实。许多孩子都有自杀、自残、暴力倾向。特别是青春期叛逆的孩子，处理事情、看待问题特别极端。”杜聪表情凝重的告诉记者，艾滋病对孩子和社会的影响，不是那么轻的。到现在他已累计助学多个孩子，其中什么案例都有，不可以说这个群体都很好或者都能考上大学，其中也有犯罪和坐牢的。“但毕竟这些只是特殊案例。受到足够的心理关怀，他们很多都在努力地走出父辈留下的阴影。他们的懂事和坚强，让我心疼。”

屡次因为善款的难以筹措，让焦急等待学费的孩子陷入恐惧之中。杜聪只得四处筹募捐款，在加拿大、香港、美国等地来回奔走。但是，他说理想的状态是，在中国内地做慈善事业，资金应该是主要来源于内地的。“现在可能有很高的比例来自于香港和国外，主要是跨国的国际企业，像渣打银行，亚马逊。慢慢的，一些国企，例如招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企业都参与了其中。未来，我们期待全部由中国的企业出资，帮助中国的老百姓解决类似的社会问题。”

杜聪在救人，同时也在自救。杜聪没有隐瞒自己同志的身份，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设计智行的工作时，我真的把他们当做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每一次我都会问自己：如果这个是我的孩子，我应该怎么去教育他。我以平常心对待他们，我没有可怜他们、同情他们。我要给他们尊严，给他们快乐。”成千上万个孩子都叫他“杜叔叔”，除了自己的父母，“杜叔叔”就是他们最亲的人。

“他们教会了我许多的人生意义。特别是十几年来，我接触了许多生离死别。很多次面对死亡的经历，让我反思了很多生死的问题。他们带给我了很多正能量。让我更加珍惜身边的一切，感恩身边的一切，始终乐观地去为智行工作。”杜聪坦言道。

他和艾滋遗孤惺惺相惜，成了艾滋病这场全人类的浩劫里，相互依存相互取暖的盟友。

最好的爱，是理解

年底，杜聪初见民间抗艾先驱高耀洁。出人意料的是，高耀洁急忙拽他离开住所，“你一个香港来的，有眼睛在监视，有耳朵在监听。”找了另一处可靠的人家，高老才得以细述7年防艾的艰难困苦。对于当时农村的艾滋病情况，当地政府讳莫如深，如同家丑一样防备隐瞒。

艾滋病，仍是一个敏感的词汇。随着高老四处探访上蔡等县，亲历种种，让他仿佛经历人间炼狱。病床上的患者骨瘦如柴，随之而来的疾病折磨得他们没有任何尊严，呻吟，反复翻转，痛哭流涕…..令人心惊。

于是，杜聪辞职。其母随即反对：“我供你读哈佛，不是让你出来做义工的，你要做慈善，可以业余兼职去做。你现在年轻，积蓄可以供你不工作地生活几年，等你老了怎么办，你要为你的将来着想。”曾经，杜聪在华尔街工作10年，理想是“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这既是杜聪亦是其母的梦想。现在，母亲认为辞职的他自毁前程。众亲友也认为“阿聪是中了邪了。”只有白先勇肯定了他：”按你自己的意志走路。”

时至今日，杜聪的母亲仍没有完全认同他的做法。“只不过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我非要那么干，她没有办法罢了。”

在一个注重传统的孝道的国家，违逆了父母亲朋之命，招惹来的非议，是巨大的。争议一直都存在。有人说他自私，不能陪在父母的身边，有人说他固执，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杜聪也曾感到深深的愧疚：我是一个好的公益工作者，但我不一定是一个好儿子。但是他不后悔。

“如果我是他们的父母，我会鼓励我的孩子在做好充足的安全工作的情况下去完成给自己的任务。作为专业的登山人士，一定有很强的专业技能，但是还是避免不了意外情况，我不会责怪他们。”杜聪对记者说，北大登山协会山鹰社的部分队员在攀登西藏的希夏邦玛西峰的时候，遭遇雪崩，5名队员丧生。当时社会上不断地有人在指责他们不顾及家里的父母，只为了自己的兴趣，一味年轻冲动，但他并不那么认为。

杜聪不担心以后的前途，不忧虑老了怎么办，他想的是做人要活的纯粹和快乐，是在自己的事业里得到满足。他坦言道：“我宁愿孩子快乐，去追求他们的梦想和兴趣，每一个职业都有他们的危险性，如果遇到挫折甚至是死亡，我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不要一个没有灵魂，只强留在自己身边的空壳。现在的大学生也是。很多大学生只为了图个安逸，去考公务员，太早买了房子，当了房奴，不敢辞职，不敢真正追求自己的兴趣所在。这样反而失去了年轻人应有的冲劲，我更鼓励他们去追求自己。”

传承和延续

(资料图)

到目前为止，智行资助了多个艾滋遗孤，其中有多个考上大学，多人在中小学教育阶段。“我做智行这么久，最大的收货就是这些孩子在全国各地念大学、工作，生活得到改善，非常欣慰。”许多受到过助学的毕业生，仍选择回到智行工作。“他们不需要回报我，但是他们要靠自己的努力，最终来回报社会，去继续帮助这个群体。”

一些成绩不够好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杜聪也尽力践行者自己“授人以渔”的原则，给他们一个养家糊口的机会。开设了面包工坊，环保袋生产工厂等来接纳他们。“不喜欢读书，不代表没有才华。”这是杜聪对他们的评价。

从小外婆会把钱给杜聪，让他去捐给一些慈善机构。杜聪慢慢懂得，不是赚了很多钱，然后去捐钱才是公益，其实公益可以生活化。比如，买个艾滋遗孤们生产的环保袋，说到这里，杜聪风趣地说“过了光棍节，我们还是包邮的，亲…..”

有一次在美国，学生问高耀洁，如果有来生还会继续自己的艾滋病公益吗？高耀洁随即回答：不会了，我想要做癌症公益，但是再也不会参与政治，也不想再做艾滋病了，太苦太难了…..反问杜聪，他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真的希望艾滋病在下一辈子已经有了彻底治愈的方法，长久以来，艾滋病、麻风病等问题跨越了医药治疗的层面，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不断复杂化。但是如果这辈子让我再选一次，我仍然会选择这条路。”

曾因为“找个既有善心又有资源，既具勇气又懂管理，既能担当又能持久，既有智慧又有慈悲的人”实在太困难，他亲身上阵。现在过了十五年，他显得更有野心。杜聪表示：“我想培养智行从一个昙花一现的杜聪传奇到一个百年老店。我想要的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智行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缺乏前进的动力。”这样的理念，让智行的氛围特别融洽。

“未来，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我得到的成就感绝不比一个成功的银行家小，救孤之棋也绝不比成功的银行家走得差。我想陪他们走到尽头，我做好了陪他们走十几年甚至更长的准备。”杜聪说道，从当初的听不懂普通话，到如今夹杂着淡淡粤语口音的流利的普通话；从起初走得决绝而孤独，到如今的众人握拳共行；从起初以美国户籍免于当地的驱逐，到如今艾滋病患主动寻上门来。这十五年，杜聪尝遍人生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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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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