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楠

武汉人宋耀的"过早"（武汉方言，意为吃早饭）随着1月23日的武汉封城一同取消了。

从那天起，上午十点半、十一点，成了宋耀的起床时间，“我也不要去上班，起得太早在家里又觉得很闷，还不如晚点起床，起床就吃饭。”

洗漱之后，老妈已经将午饭做好。一家三口都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就算是西红柿炒鸡蛋，里面也会放上一点辣椒借借味道。

每顿饭之后，宋耀都要去卫生间“刷牙”。一开始，老爸老妈觉得很诧异，“在外面工作了将近四年，回到武汉以后，怎么还多了这么一个饭后刷牙的习惯？”

宋耀是绝对不会告诉家人的。他是一名已经服药两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最近这一年，他为了减少服用抵抗艾滋病毒的药物的副作用头晕、宿醉感，已经将国内免费的一线药物组合替依拉中的部分药物用利匹韦林代替（《为了活下去，那些海外淘药的艾滋病感染者》），“头晕倒是没有了，但是也麻烦，这个药必须随餐服用，不然就没有效果。”所以，他每天中午吃完饭，都要到卫生间“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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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39岁的宋耀还没有戴口罩的意识。他的烟瘾很大，戴口罩的话，抽烟不方便。没人能看得出来，因为工作每天都要四处奔走、和农民工打交道最多、甚至动不动就要吼几句的大嗓门宋耀，竟然得了慢性病，需要终生服药。

那天，宋耀开车去了武汉市郊，把老爸老妈接到自己买的房子里。这也是他回到武汉这两年的习惯，每次过年都在他买的房子里过，“和爸妈说，市区里面比较热闹。武汉人都爱热闹的，”宋耀的声音里透着笑意，“其实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与其带着几天的药回家，一不小心就会发现，还不如在自己的主场。我爸我妈还真没有乱翻东西的习惯。”

过年，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就是“过关”。就算没有这一次的疫情，寻常日子里，感染者都要想方设法地将药物掩人耳目地带在身边、按时服用，更不要提回家过年了。就连疾控中心的医院的医生在每次过年前，都会叮嘱，“千万多取一个月的药，回家过年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但不是所有的感染者都敢带半个月以上的药量回家。压制艾滋病毒的药的模样让人看一眼就难以忘记，糖衣的颜色是少见的粉蓝嫩黄（国内部分药物的颜色，下同），药片的巨大也让人觉得疑惑，什么药可以比善存片还要大上一圈？虽然半个月的药量放在一个普通的维生素药瓶里绰绰有余，但没有感染者愿意冒如此大的风险，让家人产生不必要的怀疑，以及后续无休止的麻烦。

“药太多，很容易被发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和住址的艾滋病感染者说。这名病友是从东北回到武汉过年的。他只带了七天的药，“预计的是最晚初六回来。”但是他没料到，1月23日的武汉封城命令下达后，“火车站、高速、机场都没有立刻封闭，居然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离开！”在他看来，这是一线生机。

1月23日早上六点多，他就对父母说，“我必须要走。”他的父母非常反对，“封城而已，你慌什么？家里的年货这么多，有吃有喝，你就安心在武汉呆着。”

换作没有感染艾滋病前，他是会留下来的，“但是现在不一样啊！药就是命。我留下来，一旦药吃光了，命就没了。”

离开武汉的路并不容易。病友买不到直接回东北的航班，他又不敢去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我们一家人都没有任何症状。”但他心里还是紧张，一线城市的管控一定十分严格，于是他打算定从武汉到南京的高铁票，然后从南京再回东北。但事与愿违，高铁票也订不到，但最后他找到了一个从武汉去南京的自驾车，“我甚至想去河南了，但幸好找到了到南京的车。”

病友一直在催车主再快一点来接自己，而此时他的父母在最后一刻看到儿子的坚持，同意了，虽然并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不是病友第一次在外过年，但是却是第一次到了家还不到一天就离开的一次春节。“一直到开上高速，我心里才放了下来，可我妈一直给我打电话，我一直对自己说不能哭。”回来后，这位病友处于自我隔离的状态，目前一切安好。

而更多感染者并不是像这位病友这样干脆。在武汉这个新一线的庞大城市中，很多人因此取消了回家过年的计划，开始退票、购买年货、适应街道上越来越少车辆的生活。

对于很多慢性病人来说，公共交通的停止、在家隔离的状态，意味着一旦手里控制病情的药物吃光了，就要面对停药、断药，而这样的后果不是病情得不到控制那样简单，更多的可能是意味着药物的失效、耐药情况的产生。

这样的慢性病包括的种类很多，艾滋病就是其中之一。而对艾滋病感染者来说，耐药可能意味着某一种甚至是某一系列、同样药理的药物的失效。这对本来药物组合选择就不多的艾滋病感染者来说，如同一把枪顶到了太阳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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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宋耀都觉得自己很幸运。去接老爸老妈的时候，路过市郊的药店，进去买到了六包医用一次性口罩。而在大概一周前，他又医院医院取了药。

“刚开始封城，要整天待在家里，不是很适应。”1月23日晚上近十点，宋耀接到了一位同事的朋友发来的求助信息，“是一个女医生，比我小几岁吧，医院要她们紧急回到岗位，可是没有出租车，滴滴之类的也叫不到。”整个城市已经陷入一片异样的安静。家家户户都亮着灯，几乎每个人都守在电视机前，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成为了“逆行者”。

女医生的家在汉口。从盘龙城开到汉口，在平时要四五十分钟，那天路上的车极度的少，只开了半个小时。宋耀本来就比较内向沉默，面对女医生，也不知道说什么。女医生一直在手机上回复消息，医院了。宋耀又开了半个小时，医院。下车前，女医生叮嘱宋耀，“口罩要定时更换，还要戴护目镜！”回到家后，宋耀的心里挺自豪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这样的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有一天还能去送医生，医院做些贡献。”

在宋耀在地下车库停好车，准备上楼回家时，他还没有想过，接下来的几天里，自己需要去接送一些同样是艾滋病感染者的社群人员。宋耀更愿意将他们称为“病友”，“在以前，一个病友都不认识。我不想认识，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自己也得了这个病。”

听完女医生的建议，第二天，宋耀开车找到了一家还在营业的体育用品商店，给一家人买了三个护目镜、每个元。下午回到家还不到一个小时，他又接到了一个朋友介绍的医生的求助，“医院？”宋耀有点吃惊。他没想到武汉内的医生面对封城也是这样的无助，医院工作，也不能骑着自行车去，武汉毕竟是山区。可当最基本的交通都没有办法保障时，医护人员如何赶到现场，成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实际上后续市民的就诊出行也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宋耀说，“其实那天我开始有点害怕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这件事。”

不巧的是，那天盘龙城大桥封闭了。“我和男医生住的地方不算近，开车也要半个小时，来回就一个小时，差不多五十公里。但是要进市区，就要过盘龙城大桥。大桥一封闭，我就没什么办法了。”宋耀其实搞不清楚这座大桥的封闭规律。这是他第一次遇到盘龙城大桥封闭。他送的男医生在医院工作，只要过了盘龙城大桥，就是目的地。

“最后却卡在我们两个人都没有通行证这件事上。”幸运的是，在医生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证，负责封闭大桥的工作人员测量了体温、让医生做了登记之后，同意让医生走路过桥，而宋耀的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行的。

宋耀把盘龙城大桥封闭的境况拍了下来，发到车友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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